衡阳市基层矛盾纠纷调处路径分析

      何湘衡

近年以来，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和利益分配的调整，各类思维、生活方式等激烈“碰撞”，从而引发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急剧上升，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如何有效调处基层矛盾纠纷，建立和健全完善的调处机制显得非常迫切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根据自身多年工作实践，现就矛盾纠纷调处路径做一个初步分析探讨。

一、当前我市基层矛盾纠纷呈现的特点

当前我市矛盾纠纷，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诉求内容上呈现复杂性。因农村土地征用与承包、城中村与棚户区改造、村务与居务管理、房地产开发商出售房屋与后期质量、物业公司日常水电管理、非公有制企业劳资矛盾、退伍军人及企业军转干部要求提高待遇等方面诉求，涉及面很广，内容非常复杂与多样。二是在参与人数上呈现规模性。有些矛盾纠纷与信访案件涉及人数少则几十、几百，多则上千人，大都以相约上访，批次与人数逐年上升。如几年前衡汽职工因改制。三是在上访方式上呈现组织性。有些上访群众在事前与事中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周密的行动计划和灵通的信息网络，如军退人员要求待遇等动辄上百人，并且是有组织地赴省进京，且范围波及全省乃至全国军退人员。四是在时间跨度上呈现长期性。有些上访人反映的问题长达数年、十几年甚至在二十年以上。如红湘街道的老上访户廖春香，重复上访时间达十年以上，至今未息访。五是在表现行为上呈现持续性与对抗性。有些当事人因纠纷矛盾久调未决，常年上访，导致形成一种“不闹不解决，誓不罢休”的心态，进而以对抗手段制造社会影响，部分人员逢重要会议与活动、重大节日期间到省进京上访。六是在解决路径上呈现艰难性。有些信访案件跨部门、跨行业，并因时间长久、现实政策无法支持；许多群体性矛盾纠纷中经济与政治利益相互交织、个人与集体利益相互渗透，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二、当前基层矛盾纠纷产生成因分析

近几年基层社会矛盾呈现新的特点, 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其深层次的原因是预防和处置基层社会矛盾的关键。

1.共性原因分析：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导致基层社会矛盾的加剧。一是改革过程中政策措施缺陷引发基层社会矛盾。在改革过程中,一些政策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是在当时情况下做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政策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矛盾,例如“失业、失地、失房”,这三件大事不仅造成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立,而且由于这三件大事直接间接都是政府行为主导的,因而导致了党群关系、政民关系日益紧张。二是利益分配失衡形成的贫富分化引发基层社会矛盾。由于我国现行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存在弊端,给一些人或集团留下了制度漏洞,从而获得大量社会财富造成利益分配失衡,使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的社会上仇富心态和仇富的情绪日益强烈,为基层社会矛盾的形成和爆发提供了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基础。三是社会保障缺失导致的基层社会矛盾。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非均等化问题,使得地区间、城乡间、不同群体间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尤其是“社保二轨制”，这已成为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焦点问题之一,以致出现弱势群体的整体心理失衡,对社会甚至政府产生了不满情绪。该情绪,在同一阶层中极易传染,形成负面的放大效应,有一导火索,立即点燃,引发激化基层社会矛盾。四是发展模式不科学导致的基层社会矛盾。落后的发展模式要求经济利益为核心,忽视发展的科学性,造成一些地方建设发展只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引发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给群众的安全健康带来威胁。

2.个性原因分析：我市位于湖南中部，从原来的经济“老二”变成了“老三”、“老四”甚至是“老五”，面临着巨大地经济赶超压力，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导致矛盾纠纷凸显。一是历史遗留的矛盾纠纷。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老、大、难”问题，因为纠纷拖延时间长、当事人双方争议较大，当纠纷再次发生时，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如军转干部上访这一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或者是市一级政府无力解决。二是征地拆迁导致的矛盾纠纷。近年来我市重点项目建设遍地开花，一些以前隐藏的纠纷浮出水面，主要表现为征地拆迁补偿纠纷、与拆迁补偿有关的家庭纠纷、因征地拆迁引发的宅基地问题、因工程建设引发的施工扰民问题等。三是城乡综合整治及控违工作的开展诱发新的矛盾增长。城区政府对“两违”处置力度不断加大，多次采取了集中拆违行动，一方面是少数干部处理此类问题时方法不当，缺乏公正等，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另一方面少数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在经济利益趋动下，挟房挟地漫天要价，要求未被满足就采取不当行为，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矛盾纠纷，以致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和生产生活秩序。

三、当前基层矛盾纠纷调处的路径思考

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要坚持“法”字当头，“实”字为主，“防”字为先，“情”字为辅，“长”字为基。围绕我市建设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苗头隐患，建立矛盾纠纷调处长效工作机制，有力促进社会公平，群众满意，实现和谐稳定。

1、建立心理疏导机制，“防”患于未然。心理疏导能够消除人的心理障碍，化解生活和精神层面上的各种矛盾，帮助人们形成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当前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加剧了公众心理的失衡，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更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机制来调处。面对矛盾集中呈现、心理问题日益突出的现状，要解决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必须拓宽思路，要在原来化解矛盾的基础上，以“防”为主，建立健全心理疏导机制，从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入手，运用心理疏导技能打开当事人的心理症结，平抑当事人的情绪，化解当事人内心的矛盾冲突，促进人们心理的健康，以有效避免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 强化基层排查责任，件件要落“实”。一是要落实街道（乡镇）社区村建立分工包案责任制和稳控责任制，要有具体方案和行动，确保不流于形式，起到效果。二是要健全网格化管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我市已建立起市县至社区村组五级网格体系，这对于排查基层矛盾纠纷将会起到积极作用。要积极构建县、乡、村三级调解室，配备配强调解室人员，构建以调解室为平台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实现方便、快捷、有效的调解机制，积极发挥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3.注重以人为本，用“情”感化人。当前许许多多的矛盾纠纷，很大一部分上访群众并非是无理取闹，或是困难、或是利益受到损害、或是有理无处申，“逼迫”他们成为上访户。因此，以民为本，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解群众所难，带着深厚的感情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和实际困难，不仅是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方法，而且是新时期信访维稳工作的主旨目标和深刻内涵。我市基层组织通过为上访人办理子女入学就业、落实最低生活保障、重大疾病救助、协助政策法律咨询等多种方式与渠道，真情真心地为那些理性有序且诉求合理合法的上访人员解决实际困难与问题，确实调处了许多矛盾纠纷。

4.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实现依“法”梦。基层矛盾纠纷的增长，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种不公平因素的影响，使得基层群众的利益难以得到满足，当利益和诉求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便容易激发矛盾冲突。因此必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为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奠定社会基础。要从法律上、制度上、体制上努力营造维护权利公平的制度环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纠纷调处中具有专业性、综合性、高效性和主动性的特有优势，是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例如，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上，劳动监察部门要积极依法介入，依法为民工维权。

5、健全和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长”效是基础。要建立完善预防和调处矛盾纠纷的机制，如工作机制、预防机制、统筹协调机制、快速应急机制等等机制。落实好事前防范和目标防范相结合、经常排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分级调处和应急调处相结合、专门调解和群众化解相结合的工作制度。坚持政策性问题普遍排查、个案问题专题排查、潜伏性问题深入排查和苗头性问题提前排查的原则，实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由被动到主动，由调处为主到防范为主的转变，切实落实“一个矛盾纠纷，一个调处班子，一个调处责任人，一个调处方案”，定期召开调解协调会议，集中了解纠纷排查情况，使矛盾纠纷情况不漏不重底数清，及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当前我市基层矛盾纠纷调处主要靠各级信访、综治部门以及乡街社区人员。虽然区县、街道（乡镇）、村居三级都明确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调处机构，但大多不是专门机构，人员均是兼职身份，人员配备远远不能顺应当前日益繁重工作量的要求，排查化解工作无人或缺人来做，加之社区干部素质参差不齐，就使“排查不细致、化解无能力、信息不灵通”成为必然的客观状况。而现在上访群众法治观念不断提升，而社区等基层调处人员多以兼职为主，业务性不强，往往是在调处过程中“费力不讨好”。

四、几点建议

1.充实基层力量。建议增强全市街道的司法调处力量，可以整合综治办，至少达到3人编制，并在街道及社区村配备一定公益性岗位人员，专职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并拨付专项经费，确保“有人做事、有钱办事”，为做好基层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2.建立联动机制。一是要准确界定区街村三级的职责与权限，既能够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力量整合起来，形成矛盾纠纷调处的整体合力，进而达到加大化解工作力度的目的。二是要按照“谁主管、谁接访、谁调处”的原则，改进区县级领导干部接访的方式与程序，使当前在接访中出现的答复口径偏差、办案效率低下的状况得到扭转。

3.拓宽群众诉求渠道。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访、大约访”活动要更实更勤，促使领导干部经常面对面地倾听民意、民怨、民忧，让群众的诉求有地方诉，困难有人解决，及时答复和化解群众反映的诉求与问题。当前我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就是一个拓宽群众诉求的好渠道，好尝试。